一场由穿什么衣服引发的“斗嘴”外交

商兆琦 看理想

中日两国的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历史上还曾发生过同一时代性质相似的两场变革,对两国文明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那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


一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一个以“文明开化”为口号,明明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令人不解的是,最终却导致两个国家走向了极其不同的方向,这是为什么?


其中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闲暇对话,来自中日两位重要外交人物,而这一段对话,无意之中正好揭示出了某些本质性的原因。



从政治家“斗嘴”,

看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本质不同


讲述 | 商兆琦

来源 | 看理想APP《明治维新10讲》

*关于这场政治家“斗嘴”的讲述,文中音频为前半部分,完整版请前往看理想APP收听。


这段对话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李鸿章,另一位是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李鸿章大家比较熟悉了。他是晚清重臣,做过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还是淮军的创始人,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创建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北洋水师。不过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也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对于森有礼,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他18岁的时候被秘密派往英国留学,后来又去了美国。在海外游学三年之后,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新政府成立,他回国就职,负责外交工作,25岁就出任了驻美代理公使,之后又出任过驻华公使和驻英公使。



除了外交活动外,森有礼还热心于启蒙和教育,创办过著名的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专门介绍和普及欧美的思想。明治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像福泽谕吉这些人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他还创办了著名的一桥大学,并出任过日本首任教育部部长。他是一个西化派,曾经一度主张取消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后来因为民族主义者的记恨,他被刺身亡,终年43岁。


1875年11月的一天,52岁的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督府,接见了28岁的森有礼。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4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轮。


他们两个人会面主要是要讨论朝鲜问题。不过在会谈的间隙,围绕明治维新,两个人也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然而争论的焦点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是服饰改革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李:对于贵国近来所举,甚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甚感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我国的旧式服装宽大,但不轻便,适合无所事事之人,不适合辛勤劳作之人。欧洲样式的服装简单便利,于是我们就舍旧换新了。


李:传统的服饰体现的是对祖先的追怀之意,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乘船来到唐朝,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现在,我们发现欧式服装比唐朝的服装还要便利,于是决定改穿欧式的服装。因为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一直都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是最贤明之举。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花很多冤枉钱的。


森:虽然如此,但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发辫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的基础,懒散是贫困的源头。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就只能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弃旧式服装,仿效欧洲习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吗?


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由我国自主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就擅长学习他国的长处。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有军器、铁路、电信、机械,这些我国必要而且是西方最擅长之物,才不得不采之于他国。我们决不会改变中国的传统习俗。


森:凡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满清入主中原之时,不也曾强令“剃发易服”吗?当时不也遭到很多抵抗吗?


李:此乃我国国内的变革,我们决不用欧洲的习俗。


发辫长垂的清朝人


两个人的争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应该说在这场争论中,比李鸿章小24岁的森有礼占据了上风。


如果分析这段对话,我们能够发现,森有礼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态度。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尊敬和崇拜为主的,当然也有怀疑和离心的倾向。像日本曾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到了宋代又派遣留学的僧人到中国来学习。但是他们并没有盲目到全盘接受的程度。日本总是有意识、有选择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过到了近代,中国迅速落伍。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带给日本人不小的冲击,他们放弃以中国为榜样的做法,转而学习西方。



在这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李鸿章为什么那么在意服饰改革的问题呢?在我们当代人看来,穿什么样式的服装不都是无关紧要的吗?


对于李鸿章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服装样式关系到了文化正统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也被叫做“华夏”,但是否知道,“华夏”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古人的讲法,“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是华美,指的是衣冠服饰的华美;“夏”是大,指的是礼仪的广大。


清朝官服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是礼仪和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区分文明和野蛮的重要标准。所以李鸿章才会认为,如果放弃本国传统的衣冠和服饰效仿西欧的话,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背叛了祖先的遗志,甘愿沦为西欧的附庸。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儒家信徒。儒家信徒相信孟子讲过的一句话:“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我只听说过以华夏的礼仪去教化蛮夷之人,从没听说过反被蛮夷的风俗和习惯所同化。


儒学又称“孔孟之教”,信仰儒学的中国的读书人,是不敢违背孟子的教诲的。



可以说,中日两国政治家在变更服饰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底层逻辑的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领袖他们认为,军事装备、铁路、电信这些方面学习西方是可以的,效仿欧洲的服装样式是不可取的,变革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因此,洋务运动只是在军事和经济上采用了某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丝毫没有触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本身。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部分。


那么明治维新又是怎样呢?明治维新推行的改革,不仅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涉及到了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经济结构,法律、学术、文化、产业、教育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日本都要向欧洲看齐。这一度成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国策。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一度”,因为到了明治后半期,欧化或者说西化已经不是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了。


描绘明治维新时期的浮世绘


对于这两场原本相似、自上而下的变革,最终竟会演变出幅度那么大的偏差,指导思想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追问,其实中日都受过儒学文化的熏陶,可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理念?


这就要暂时撇开宏大的文化角度,而聚焦在主持变革的人物身上,看看他们的身份背景、个人经历,甚至真的可能是年龄造成的代沟等等,关于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变革,希望你能亲自听一听商兆琦老师的《明治维新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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