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人怎么就讲不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 中华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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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2018年5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发布会。


郑永年先生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未来30年政治经济走向的研判,他同时指出,因为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讲出来的故事总是被其他国家误解,换言之就是讲不好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

郑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县人。汉族,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文化自信,这和它长期被西方思想殖民有关。从中国自身文明的角度来反观自身的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好得多。


中国知识界与媒体缺乏思想体系的支撑


最近刚好赶上中美是否会打贸易战问题,我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的,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跟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而不是说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媒体那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就媒体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体的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个知识体系。这个非常重要。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话,做起来会非常吃力。上次中国有关部门带了团队到新加坡来交流,我就对他们说,“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话,效果不仅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还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国内那样讲一番话,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知识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


我对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评。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世界公认的奇迹,例如,在短短4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并且让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故事。但为什么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


用西方的思想难以解释中国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觉得西方这些理论用来解释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很难。近代以来,中国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想学习西方,来解释中国。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近代以来,包括老一辈人,对中国所做的解释,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归纳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有时候就很不科学。比如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但中国从来找不到像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有人说汉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家奴跟今天的佣人有点像。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对于佣人,中国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样,中国的佣人,做着做着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佣人永远是佣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了。最近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就有了近代国家的雏形。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在50年代有很长时间,都在研究争论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很多书。我觉得这个就很荒唐。如果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那为什么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为西方,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的,时间上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过去顾颉刚先生有个“疑史”观,怀疑中国的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知识体系。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中国?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看中国的,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后来我写了一本《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他们以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这个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做“orientalism”,就是“东方主义”,到后来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变成“oriental despotism”,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那本书。自古希腊到近代,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以东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体制,都是专制。所谓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是他们的分类。对他们来说,这些地方的体制都是差不多的。现在西方发展出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 “权威主义”),但其实西方理解中国只有一个模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没有第二个,其它都是它的一些变种。这个认识也难怪西方,因为从他们的文化来理解,他们只能这样认识我们。


对中国误解最深的都是德国人,四位德国人。第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确实是这样。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吾道一以贯之”,政治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君主专制,再到近代民主,确实有实质性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马克思,他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的新教为什么能孕育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最后一位是50年代写《水利社会》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国最深的就是这四个德国人,误解得最深的也是这四个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四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很难责怪这四个人。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我们缺少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发现,西方的“law”,我们翻译成中国的“法”,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中国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就说,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国的“礼”、“理”和“制”等等。中国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对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个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还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现实中找不到,是一种intellectual imagination(知识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具体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想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国宪法说,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他们来说,在“上帝”和“法”之间转换没有任何困难。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士农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士大夫阶层而言,“礼”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读这种传统,我们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现在的“党纪”和“国法”之间的关系。


展望2035中国经济:“三层市场”论


中国是个文明国家,但是文明国家不是一种道德概念,就是说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坏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的优势劣势,不光有好的。现在很多人要把中国模式叫做世界上最好的,也不科学。我们好多东西要重新回顾。中国未来30年,到2035、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用中国自己的文明观点来看,远远要比用西方的理论预测有效得多。


中国未来30年,经济制度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中国讲mixed economy(混合经济),我觉得没有讲清楚。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 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state 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 market 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 in 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 in 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


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 in 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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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选留言

    • 崔明伍

      14

      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解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2018年06月14日

    • 波港

      6

      逻辑不清,文明概念混沌。

      2018年06月14日

    • 小威

      1

      中国对中国人讲的很好啊。

      2018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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