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谈《地球最后的夜晚》:可以吹嘘是奇迹,也可以为浮夸造作惋惜

梁文道 看理想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余温还在,关于夜晚的骂战依旧未停。


有人为毕赣惋惜,有人驳斥“看不懂”的评论,也有人质疑电影的艺术性。


无论如何,这场艺术电影接纳资本的入侵与妥协的姿态,多少显得狼狈。


讲述 | 梁文道

来源 | 八分


1.

尴尬的“诗意”,造作的“刻意”


我终于看过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可我觉得这真是一部让人可惜的作品,毕赣是一位让人可惜的导演。


因为在我看来,这真的很难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当然,你可以认为是我的电影欣赏水平太低。但就我有限的独立电影评审经验,如果这部作品放在当年那些青年实验性的独立电影作品当中,它势必是一部能夺得大奖的作品,它展现出了一个导演的希望和前途,也展现了他的才华和他的想象力。


可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在当年那些青年习作式的独立电影比赛里能够获奖,在院线上映又让我觉得并不满意?那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整个营销宣推的方式,似乎在鼓励我把它当作一部认真成熟的,相对完整的,非习作式的电影作品来品鉴。


当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层次来讨论,那么我认为这部电影真的达不到这个水平。



诗人、摄影家、影评人廖伟棠曾经评价过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他认为《路边野餐》是一部可以打80分的优秀作品,而扣掉的20分则恰恰来自电影标榜的“诗意”,尤其是这种“诗意”所带出的种种刻意。


《路边野餐》是一部能让你看到希望的电影,也会让你很期待导演接下来还会拍出什么样的作品。可接下来,毕赣交出的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廖伟棠在关于《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影评中,就完全只剩失望了。他谈到,作为电影,它的问题比《路边野餐》更大。


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大众评论的“看不懂”,而是太容易懂了。


什么叫“太容易懂”?那就是其中很多隐喻都太过刻意了,太过清晰地试图提醒观众导演的目的是什么,反而丧失了一些暧昧的性质。



这样的说法是把它放置在电影史上,以一种纯粹的成熟艺术电影标准来评价,如果你能稍加比较其实就会发现,《地球最后的夜晚》太过直接。


比如廖伟棠提到,电影后半段的长镜头,基本上采取的是大卫·林奇(David Lynch)式的梦与现实的结合和剪碎的一种做法来处理。


因为这个强调梦的电影实际上依旧把梦视为工具,一方面让梦去修补电影前半段“现实”叙事的破碎,一方面让梦去达成罗紘武或毕赣的与记忆和解的心愿,但两者都一厢情愿,因为过于直接而显得速成。

——廖伟棠:《地球最后的夜晚》,被文学梦耽误的电影


另外一位评论人阿莫在《新京报》上的文章里,同时也批评这部电影中很多“刻意的诗意”,比如电影里许多台词和对白:“人和人之间,不都是由误会组成的。”“你要相信我,就像相信那段咒语一样。”“人在最伤心的时候,会连着苹果的核,吃完一整个苹果。”“泥石流不可怕,活在记忆里面才可怕。”“最后问你一句,跟不跟我走?”



这些语句都被宣传方挑出来当作宣推素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骗取文艺青年或者文艺小清新的追捧,让大众认为这部电影也是很诗意、很文艺的作品,但在实际观影中却尽显矫揉造作。


除此之外,电影里还有大量的小清新风格的空镜,包括一些十分迷离的光线。这些手法最让人感到尴尬之处在于,假如真是如同王家卫那样用在香港或者上海,这种小资情调的风格和符号还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当将这些用在凯里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农村场景,你就会感到不适,似乎是刻意地将原本用在上海、老香港的美学,僵硬地嵌套在现实的农村上,而不是在现实的农村里找出属于它独特的诗意。



比如毕赣非常崇拜的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或者我个人非常崇拜的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他们都能够在一些最普通的田野乡村,或是一个败落的景象里,用自己的元素提炼出我们一般人所讲的诗意。而毕赣这样的拍摄手法,只能让我觉得可惜。


还有一份更为权威的评论,那就是来自《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影评。



法国正式上映《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前,《电影手册》杂志的副主编让-菲利普·戴西就发表了一篇影评,影评非常简短,全文是这样说的:


两年前,通过《路边野餐》人们知道了毕赣,我们立刻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年轻中国导演面前立着两个选择:要么继续锤炼梦幻般的艺术冲动,让技术的创新服从美学创作,我们于是可以见证一位电影艺术家的诞生;要么只锤同一颗钉子,让自己身陷看似精致激进,实则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窘境。

这部电影的标题就像一个肤浅文字游戏的邀请函,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导演选了钉子,干脆利落。无法想象会存在比这一部更做作、更无聊和更令人发昏的电影,霓虹艳影式蒸汽拖拽着冗长而又莫名其妙故事。和《路边野餐》一样,两部片的核心都是一个夸张的长镜头,我们既可以吹嘘这是奇迹,也可以对这种虚荣浮夸惋惜。现在回想,《路边野餐》看起来虽像一张简陋的草稿,但取得的却是比这个复制品更大的成就。

只能希望这位并不缺乏才华的导演能够赶紧从这“地球最做作的夜晚”中回来。


这段短短的影评可谓非常犀利,直指要害,透过这则影评你大概可以明白,这部作品并不因为它所标榜的艺术电影而让观众不懂欣赏,而是作品本身已经存在很大问题。


2.

长镜头只是手段,不是标榜的目的


关于这部电影本身取得的成就或问题,不再过多讨论,让我们来看看《电影手册》里那段话,关于长镜头这个问题。毕赣的这两部电影,其中一个常常被拿出来谈论或标榜的就是他的长镜头。


《路边野餐》有一段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而在这一次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甚至干脆给出了一个60多分钟的3D长镜头,这种长镜头让很多影迷觉得过瘾,尤其是第一部。



其实这很有趣,因为在《电影手册》发挥它最大影响力的年代,也就是法国新浪潮电影时期,正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埋下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美学对立——


一边是长镜头场面调度,另一边则是蒙太奇与表现主义。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蒙太奇用得多的剪辑手法是一种非常商业化的做法;而用长镜头拍摄,里面因此充满大量的场面调度与舞台元素,这才被认为是比较值得欣赏的、有作者风格或(粗暴地讲)更艺术化的一种做法。


从那时候开始,这种对立就形成了,仿佛一部电影长镜头越多,或有一个尤其值得欣赏的长镜头,影迷们就越觉得这是个很牛的好的艺术电影。可是让我们要回头看看,到底长镜头是用来做什么的,是不是只要电影里有了长镜头,就是一个艺术的保证?不一定。


首先,其实很多商业电影导演的长镜头一样用得出神入化。比如很多中国影迷较为熟悉的香港导演杜琪峰,他在《大事件》开头的七分钟,可你如果稍微熟悉一点影视的话,就知道杜琪峰这段七分钟的开头长镜头其实是向另一部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和导演致敬——就是向美国国民大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Touch of Evil》开头三分多钟长镜头作致敬。


《大事件》剧照


这就有点像毕赣,他的很多电影元素其实都是在向前人致敬。


另外还有一位商业导演其实也很擅长拍长镜头,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可是有趣的是,你看他的电影时其实并不太意识到自己正在看长镜头,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连续镜头里其实都在做分镜,他很巧妙地运用调度的方式,以及镜头的远近拍摄方法,起到了同一个镜头之内完成分镜的效果,同时还带出了韵律节奏,也展现了长镜头最能够把握的,就是一个镜头里不同的人物之间,或者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不过,为什么包括刚才说的商业导演要采用长镜头?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一个镜头下来,它里面保持着一种情绪的不中断,观众可以跟随镜头一路走,酝酿发展出一些情绪。


比如某些商业导演在拍摄悬疑片的时候,喜欢用一个长镜头带我们逐渐步入一个恐怖的现场,镜头不中断,我们就跟随镜头焦点一直走,这时的情绪就很容易被拉紧起来,忧伤的情绪也是一样,也可以在一个长镜头之内逐渐拓深或加强。


导演蔡明亮的早期作品《爱情万岁》结尾,女主角杨贵媚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哭了十几分钟,很多人曾觉受不了,但是你静下心来仔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就是整个情绪蔓延的十几分钟。


除此之外,长镜头还能做什么?我们知道电影是个魔法,它能够把几年时间发生的事情浓缩在这120分钟里。


可是当使用长镜头时,这时的时间就是真实时间了,荧幕上呈现多少时间,其中所要掌握的现场和对象就是这十几分钟时间,而观众看到的也是这十几分钟时间,所以长镜头还能实现这样的掌控,长镜头透过对时间的掌控,以及对空间的掌握,它能够包容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长镜头是手段,不是目的


许多擅用长镜头的电影,之所以被认为是好电影,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长镜头,或者用了特别多的长镜头,而是因为他们用长镜头成就的东西是了不起的。


比如最近一部被认为是2018年最好的电影之一的黑白电影《罗马》,导演是最近颇受瞩目的墨西哥三杰之一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阿方索·卡隆也爱用长镜头,在作品《人类之子》中就有一段让观众叹为观止的一镜到底,几乎可载入影史教科书,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阿方索·卡隆会标榜他的长镜头。


《罗马》


3.

资本游戏毁掉的不止影视业


再谈一谈毕赣这部电影的成本,为什么一个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花费仅仅17万多或20万左右人民币,第二部长影片就可以忽然增加到5000万人民币的投入,这是什么道理?又由于这部电影的成本有5000多万,因此它就必然要进行那些被大家不断诟病的营销宣传,是不是?(关于营销宣传,可以参考前几天看理想发布的文章:走投无路的毕赣与无处营销的国产文艺片


为什么一个独立电影导演需要这样一个近中小型商业电影的成本,来拍摄这部影片?


我并无意质疑这样做法的对错,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成本投入就需要导演真的具备这种本领,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接受,那就不是问题。


《花样年华》剧照


王家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懂得玩明星游戏的人,他的电影一开始大家也都说看不懂,但因为每一部片子都能找到高额投资,找到明星,由此带回票房,但问题是他有这样的本领,让这整件事圆起来,于是他成了大事。毕赣,在我看来,其实没有必要走上这样的一条路。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因为毕赣在这部电影上花费了这么高的成本,他也必须为此买单。


为此,宣推上就出现了“跨年一吻”等等商业电影的营销套路,把一众期待爱情电影的观众带进影院,然后失望而归,甚至无情批判。



发展成这样的结局,难道不令人惋惜吗?


我们再回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备受瞩目的艺术电影导演,很有前途的一位独立导演,他的第一部长片和第二部长片之间能够拿到的钱相差了几十倍?这就是中国式的,或者当代中国式的,最让人叹息的地方。


今天的中国,近乎每个行业,大家都被卷入资本游戏之中。


钱来得太急、太快、太多,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甚至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都要“还债”,都要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最近大家所热议的知识付费,概念上实际是行得通的,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在一窝蜂的融资热潮里,被那么多热钱拱到那样的一个位置之后,要怎么下来呢?


像毕赣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导演,本应该好好养护他,而不是匆忙地捧杀他。过去多年,我们也见过许多出道时被大家称赞为“音乐天才”“钢琴神童”的人才,但往往一下就被捧到大师级的地位,在掉下来的时候却又掉得比谁都快。



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养护那些有才华的人,那些有趣的想法,为什么总是那么着急?而这些有才华的人又为什么要如此着急地攀至资本游戏的顶峰?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往往只能以夸张,甚至骗人的手法,标榜一些本来没那么好的东西。


过去那么多年来,在中国做企业做事情,我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大做强”。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实在没必要什么事情都必须“做大做强”,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对,还能做久


过去两年我们还分外流行着“匠人精神”,可难道你不觉得矛盾吗?我们一方面高度标榜“匠人精神”,认为今天中国的企业或者中国人做事都缺乏匠人精神,另一方面,又高喊“做大做强”,都在强调做一样事情要在多短时间内达到多大的市场、达到怎样的一个规模。


可是,匠人精神注重的,就是要把一辈子的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不求闻达,慢慢地磨练,要把一件事做到最完美、最极致为止。


在今天经济形势和局面都不太让人放心的这一刻,我们是不是终于能够好好地静下心来,想想我们该如何把事情做好。


本文内容根据梁文道《八分》内容整理,有所删减,完整版请移步看理想App收听音频。



本期八分问答

(问答答案均在每期音频末尾)


 [本期提问者 | 挂满露珠的树 、 日青凉月 ]  

问题1:如何化解莫名的焦虑?

问题2:我是一名设计师,也算干得越来越不错。最近1年看了很多社会经济金融类的书,导致自己本身无法再专注于做细节性(设计创作)的工作而变得焦虑,并且经常去关注思考金融类的问题和民生。所以这段时间一直看社会经史安静类的书,再听《一千零一夜》《圆桌派》,发现可以减缓焦虑。 所以请问道长,您应该会看社会经济金融类书籍么?会怎么处理这类情况? 现在就像脑子里有2个人在打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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